1932年，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了一个上联，只有三个字，却刁钻难对

　　

　　老覃之前写了篇《 新文化运动者叫嚷要废除汉字，看到一副故意对不起的对联，沉默了 》，说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，积贫积弱，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被打破，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国内大规模输入西学，青年人都以学经济、外语、技术为时髦，对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。

　　许多有识之士、特别是史学家为此痛心不已。

　　大史学陈垣著书疾呼：“一个民族的消亡，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……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保住民族，就要保住民族文化”。

　　陈垣身为大学校长，决心要以大学为基地，实施“教育救国”，要求学生“于中国文化方面，有深切之了解；于中国文字方面，有纯熟之技能”。

　　傅斯年在欧洲目睹欧人对汉学研究的远胜于中国，倍感耻辱，1929年留学回国，立志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写信给陈垣道：“斯年留旅欧洲之时，睹异国之典型，惭中土之摇落，并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，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。是若可忍，孰不可忍？！”

　　陈垣回信傅斯年，表示：“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，夺回北京。”多次在校会上告诫学生：“有志之青年，决不可轻弃华文，不然，数典忘祖，将不知为何种族类”。

　　与陈垣并列史学巨擘、人称南北二陈之一的陈寅恪，也同样忧国忧民，并身体力行，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之责。

　　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，他觉得，要重振中华文化，可以先从清华入学考试试题做起。

　　考试由陈寅恪出题，陈寅恪的观点是，试题应该尽量“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”。

　　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点呢？

　　陈寅恪想到了“对对子”，即以出上联由学生对下联的方式来选拔人才。

　　对联讲究对称、对应、对偶、音韵协调，又不失工整平稳，很考究文字功夫。

　　而且，愈是表面平淡奇、字数少、字意简单的对联，愈见真功夫。

　　

　　举个例，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私塾，老师寿镜吾曾出了一个上联由学生们对，这个上联只有三个字：“独角兽”。

　　面对这样表面平淡奇、字数少、字意简单的对联，学生们自然张口就来，有“两头蛇”、“四眼狗”、“六脚蟹”、“八角虫”、“九头鸟”等等等。

　　笼统地说，都算对得上，但不为佳。

　　等鲁迅的下联一出，寿镜吾差点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，连连叫绝。

　　鲁迅的下联为“比目鱼”。

　　

　　“比目鱼”为什么能让寿镜吾先生叫绝呢？

　　因为“独”字不是数词，但有“一”的意思；“比”不是数词，也有“二”的意思，两字奇偶相对，一个仄声一个平声；“目”和“角”都是动物头上的一个器官，也是一个仄声一个平声；“兽”是陆地上的一大类动物的统称，“鱼”则是水中的一大类动物的统称，依然是一个仄声一个平声。而且从词性和词义的角度来看，鲁迅对得最工整。

　　尤其难得的是，鲁迅的答案“比目鱼”在感情色彩上与“独角兽”很和谐。

　　

　　在中国神话中，独角兽是一种瑞兽。它只有在履行重要使命时才出现，它的出现被人们视为美好的象征。比目鱼虽然也有两只眼睛，但它们要么同时长在左边，要么同时长在右边，因此需要两鱼相亲相爱，并肩而行才能保证安全，被视为爱的象征。鲁迅把吉祥和相亲相爱对起来，真是恰到好处。

　　在这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，陈寅恪也不出故作深沉的上联，只用了三个字：“孙行者”。

　　

　　可是，由于西行盛行、国学受冷，原本是以前私塾破蒙学童就应该会的“对对子”，来报考清华大学的许多“准大学生”竟然不知“对对子”为何物，胡答一气。

　　许多考生只知道“孙行者”是西游人物，就临场抓瞎，以“猪八戒”、“唐三藏”、“沙和尚”、“牛魔王”、“红孩儿”等等相对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　　甚至，有考生因为不会，破罐乱摔，以“狗东西”、“王八蛋”之类予以“怒怼”。

　　阅卷的陈寅恪心情一阵阵悲凉。

　　不过，试卷中也出现了以 “王引之”、“祖冲之”之类的答案，让陈寅恪在悲凉中有些许慰藉。

　　和“孙行者”一样，“王引之”也是个名人名字，为清朝大儒，可惜以“王”对“孙”，意义似是风牛马不相及，有些牵强。

　　祖冲之是中国古代数学家，世界上最早研究圆周率的人。以“祖”对“孙”，都是名词；以“冲”对“行”，都是动词；以“者”对“之”，都是“之乎者也”类语气助词，算对得工整了。

　　但，这并不是陈寅恪心中最佳的答案。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

　　

　　等阅卷接近尾声，陈寅恪所期待的那心中最佳的答案总算出现：“胡适之”。

　　胡适之是国学大师胡适的字，是当时文化界的风云大人物。

　　陈寅恪看到这三个字，当场拍板说：“就凭这三个字，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！”

　　这个考生是陈垣关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周祖谟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。

　　周祖谟的答案为什么会让陈寅恪如此激动呢？

　　周祖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到此事：“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：一个是‘王引之’，一个是‘胡适之’。二者自以对‘胡适之’为好。因为‘适者，往也’，‘往’跟‘行’意思相近，‘引’又是另一个意思。所以我就以‘胡适之’为好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周祖谟还是只知其一、不知其二。

　　陈寅恪在出“孙行者”上联时，已想好下联了，即——“胡适之”。

　　以“胡适之”对“孙行者”，根本就是世间绝配！

　　周祖谟虽然对出了陈寅恪早已拟定好的最佳标准答案，但这个答案的许多玄妙之处，他还是懵懂不知。

　　1965年，76岁的陈寅恪在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中对这个答案进行了详细解释，他说：“其对子之题为‘孙行者’，因苏东坡诗有‘前生恐是卢行者，后学过呼韩退之’。‘韩卢’为犬名，‘行’与‘退’皆步履进退之动词，‘者’与‘之’俱为虚字。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”，又说：“寅恪所以以‘孙行者’为对子之题者，实欲应试者以‘胡适之’对‘孙行者’。盖‘猢狲’即猿猴，而‘行者’与‘适之’意义音韵皆可相对，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……”

　　

　　补充一下，苏东坡诗“前生恐是卢行者，后学过呼韩退之”中的“卢行者”，即六祖慧能，而“韩退之”即散文大家韩愈，“过呼”的意思即名过其实。苏东坡这两句诗想表达的是：我前生恐怕是卢行者吧，后学将我比作韩愈，我可不敢当。

　　苏东坡的上联出现一个“卢”，下联出现一个“韩”，而“卢韩”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是犬。那么，现在陈寅恪的上联出现一个“孙”， 周祖谟的下联出现一个“胡”，“胡孙”指猴子，其妙堪与“韩卢”相对，而末尾的“者”和“之”都为单纯词。相比之下，“祖冲之”等对均不如“胡适之”来得工巧。

　　另外，陈寅恪坦承自己“故作狡猾”，那是有意要在这场清华入学考试中调侃北大教授的胡适为“猢狲”的。因为，这里面涉及到他和胡适两人间的一场小“恩怨”：

　　

　　陈寅恪曾写《禅宗六祖慧传法偈之分析》一文以研究“卢行者”即六祖慧能思想言行，有批判偈语“菩提本无树”那几句 “半通不通”。而胡适在1917年曾以讲义印发出版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，但答应了陈寅恪的下卷一直没写出来。再有，韩愈是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宗师，胡适又是正在大力提倡白话文的文坛宗师，于是，陈寅恪就借这个机会，“公报私仇”，讽刺了胡适一下。